寒冬的夜色里，班机缓缓停在太原武宿机场。走下舷梯的人流中，有个清瘦俊朗的小伙子，他的步履显得比其他旅客更加匆匆。接机室的大玻璃窗外，母亲和表哥在拼命向他挥手。
小伙子名叫王小琪，25岁，山西人。两年前他离乡到日本去打工。今年圣诞节前，王小琪从日本回来了。距前年离家的日子，差三天就整整两年了。
希望挣钱开眼 生活难以适应
记者请王小琪在一家饭店吃饭。面对着桌上不多的几样菜，王小琪斯文得像个淑女。“不是我客气。实在吃不下了。在日本养下的习惯。日本人饭量都小得很，咱一个吃得下他们三个。”
日本人通常吃得极为清淡，白饭拌菜，最有油水的也就是“天妇罗”（肉、海鲜或蔬菜裹上面糊油炸），火锅都是白水煮的。但这些算是日本料理中的高档品种，根本不是小琪这样的打工族有钱有闲前往一尝的。为了省钱，他们每天的伙食都是自己做，早上开水冲鸡蛋，中午是前一晚做好带来的盒饭。在这个世界上物价最高的国家，大米也出奇地昂贵，一小袋(约10公斤)要5000日元，约合人民币350元。他们只能买那些碎米，而那通常不是给人吃的。超市里最便宜的菜是已经不新鲜的葱头和土豆，葱头炒土豆几乎是每天的菜。晚上回宿舍下面条，自己和面自己切，炒一碗西红柿，多加点盐。两年如一日。吃饭，早已成为一件机械得不能再机械的任务，胃口，就这样一点点缩小了。
妈妈心疼儿子，从山西航空包裹寄了熟肉火腿来，邮资不菲。小琪收到后舍不得吃，常拿出来闻闻，太馋了才切几片和室友分着吃。两年，妈妈一共寄了7次包裹。
两年中，小琪从原先的偶尔抽一根烟，到两天要抽一包烟。抽烟顶饿。可日本的烟更贵，最次的烟，价格却与国内的软三五差不多。妈妈便给他寄烟。一次只允许寄两条，还要收税。
回家的第二天，妈妈做了满桌的菜，开始小琪吃得很多，根本没有饱的感觉，可吃到最后全吐了出来，难受了两个晚上。
大学里学习美术装潢的王小琪是家里的独子。父母都是普通工人，没门路给他找下个好工作，毕业后给私人打了半年工，管账。生性浪漫的小琪不愿整日与枯燥的数字打交道，更不甘就这么死气沉沉地过下去，便托了人，想出国做劳工。“能开眼界，最不济也能挣些钱，回来也有个资本。”
出国，即便是当洋打工仔，也不是那么顺溜溜的。申请，保证金，表达能力，专业手艺，还要有关系。很多人最后都被卡在体检那一关。小琪很幸运，总算全程通过。手续办妥后，小琪和另外十几名山西籍的待出国劳工人员一起，到北京郊区的一所学校里接受日语与礼仪的基本培训。一个月后，他们坐上了大连飞往日本的航班。那是2003年的冬天。
老板动辄骂人 工作十分辛苦
小琪他们参加的这批劳工输出，原来属于中日两国间的一个援助扶贫性友好项目，前几批去的都是中国农民，只有这批，13人全都是城里人。
一下飞机，就上了日本公司来接的车。13人分别进了4家公司，当地叫做“会社”的。小琪和一个晋中人被分到一家专营各种来料加工的会社，眼看着同来者一个个进了本田之类挺不错的轿车，停在自己面前的却是辆旧面包车，感觉就像连太原也早已淘汰掉了的“天津大发”似的。小琪心里一沉：得，看来不是什么好单位。
小琪的工作，是将从电机里车出来的各种器物，大到家具小到筷子，用手工将它们的毛刺儿一点一点磨平磨细。每天8小时。活儿，有时很多，每天加班，有时没有，但不可以休息，把人都耗“皮”了。
一到宿舍，污浊的空气扑面而来，这是前一批中国劳工走后就未经清理过的约五六平方米的小房间。讲究清洁的小琪打扫了整一周。但适应工作间花的时间更长。到处是锯末儿，呛得人直咳嗽。
一开始，什么也不熟悉，那日本工头总发脾气，动不动就骂人，听得懂的就是“八格牙鲁”和日文的“白痴”，实在被骂急了，从不说脏话的小琪也会悄悄用中文还一两句，可是中国话的骂对方听不懂，不够解气，骂便失了骂的意义，用刚学会的日文骂，又不敢。最后只落得沉默再沉默。
不久小琪就熟悉了工作。为了不挨骂，更为了证明我们中国人不是白痴，他非常努力争取做得既快又好。但他发现，这样只是让自己更累。那些“聪明”的同事会慢吞吞地干活儿，延时意味着同样的工作量而挣钱却多了。而自己早干完就总有新的活儿，别指望能有另眼相看的夸奖。薪水是按工时计发，一天8小时，到第二年，最好的时候，一个月能挣12万日元（约8400元人民币）。最少时才5万日元。
有一次，在低头查看煤油炉中的火势时，小琪被猛然蹿出的火苗烧伤了腿，两个膝盖都烧伤了，可老板只带他到医院上了药，次日仍要上班，而且让他一个人把一大卡车快一人高的木料都搬下来。搬到四分之三，小琪实在坚持不住了，老板才不得不允许他休息两天。说起来，小琪他们都有医疗保险，并不需要花老板的医药费，只是老板怕耽误了工期。但也不是所有的老板都这么黑。那些分到其他会社的工友，工作量就轻些，也能按时休假，工资要高出不少。会社还经常组织郊游、洗温泉什么的，自己这家会社却从来没有给过员工类似的福利。小琪的老板是个满脸络腮胡、看上去十分阴郁的中年男人。他平时不说话，一开口总是苛责，常喝酒，喝醉了便骂人。而且，从一来到工厂，“王小琪”的名字就消失了，而变成了老板口中一句“欧”（姓：王），而不是其他会社那样称呼“欧桑”（王先生）。小琪啥也不怨，只觉得自己命不好，碰上这么个老板。
有一个时期，厂里根本没活儿，老板就将小琪他们“转租”出去，到另外一户花农的田里收花籽。这其实是不合规定的，但小琪
他们没有选择。那户花农人家非常好，每天休息时都摆上茶水和日本风味的点心招呼大家吃，每周休息日还领着他们去洗海澡。语言不通，用纸笔写写画画地交谈。小琪真想一直在那家干下去。可惜好景不长。
最让小琪幸福的就是休息天。一开始他写家信，一封信如果不超重，邮资约合人民币7元，总是密密麻麻写不够。后来他不写信了，改成用小随身听录音。有话说了，录个三五句，隔几日再录个三五句。不想叫同屋人听到，就跑到野外、大桥下面、海边，悄悄在风里说。寄磁带的邮资更贵，小琪却有了个发明：录满一盘磁带，他将磁带拆成零件，细心地用信封装好，还是花7元钱当信一样寄走，父亲接到信再用胶带把零件粘好，放进录音机里听。这个发明从没被其他人发现过。
国外重视信誉 国人表现差劲
日本，是那样一个怪异，有时却又不得不令人佩服的国家。
他们本国的产品，无论电器、汽车还是小玩艺儿，价格都是最贵的。同样的产品，中国制造的就要便宜得多。有钱的日本人，他当然会选贵的。这是个尊严问题：我们日本的一切东西都是最好的，理应是最贵的。我是有钱的日本人。